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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刑警组织执行主任凯瑟琳·德博勒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呼吁科技公司与执法部门合作,提供加密信息的访问权限。德博勒认为,这种合作对于维护欧洲的公共安全和打击犯罪至关重要。虽然她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她提出的推翻端到端加密并削弱隐私权的建议引发了关于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平衡的关键问题。
德博勒将访问加密通信比作传统的警察行动,例如持搜查令进入上锁的房屋。据她所说,无法访问加密信息会妨碍执法部门打击犯罪和保护民主的能力。然而,这种比较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而且过于简单化了当前的问题。加密不仅仅是数字空间中的一扇“上锁的门”;它是一种确保隐私、保护敏感信息和保护公民免受虐待(包括来自国家当局的虐待)的重要工具。
隐私权并非一项可以为了公共安全而随意牺牲的次要权利。它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是个人自由概念的基础。私人通信权确保公民能够进行通信而不必担心受到不正当的监视或迫害。在专制政权面前,这项权利变得更加重要,因为隐私是抵抗压迫的最后堡垒。
尽管德博勒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她的立场未能考虑到加密数据访问权可能被滥用。今天,该提案可能旨在打击犯罪分子,但明天,它可能会助长大规模监控和政治镇压。历史和时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政府,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会滥用监控权。俄罗斯正在上演的悲剧,在那里,隐私权被侵蚀,以助长警察政权和血腥独裁主义,这清楚地提醒人们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的危险。
讽刺的是,隐私并不是公共安全的对立面,而是公共安全的先决条件。当公民在私人通信中感到安全时,他们更有可能参与言论自由、政治活动和其他加强民主的活动。为了短期安全利益而牺牲隐私会破坏民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弹性。
执法部门已经拥有多种打击犯罪的工具,包括司法监督下的监视、物证收集和卧底行动。虽然加密信息偶尔会妨碍调查,但它们并不是收集证据的唯一途径。有效的警务工作并不依赖于单一的方法,而是一种尊重个人权利的全面、平衡的方法。
除了阅读信件之外,警方还有大量的措施和工具来打击犯罪,而公民只有一种方式来集体抵制暴政:私人通信。
一旦创建了加密后门,就几乎不可能控制谁使用它以及出于什么目的。此类后门不仅容易被政府利用,还容易被黑客和外国对手等恶意行为者利用。此类漏洞的引入会危及所有人的安全,从普通公民到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